来源: 广州日报    作者: 邓海建

　　日前，北京市民刘巍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递交申请，要求其公开IC卡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息去向。（3月21日《新京报》）

　　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：北京4000万张一卡通的押金费用超过8亿元，而年利息或达2800万元。而同样是收取押金，为什么北京收20元，广州收30元，济南收10元？从最初的100万张到现在的4000万张，为什么20元押金标准未变？几亿押金积累在银行，一年利息有多少、用到哪儿去了？……这些问题个个“击中要害”，不然就不会迄今成谜。北京市政协委员石向阳就公开“一卡通”押金使用情况曾六提提案，但六度无果。无独有偶，去年12月，广州市民也质疑2500万张羊城通卡的押金去了哪里。

　　公交卡押金是典型的公司融资，与营业收入是两码事，在这样一个资本年代，道理人人懂，无论是存银行还是流入其他资本市场，押金的权属关系非常明确。法理上说得更明确，既然是押金，依“孳息归抵押人”的原则，利息就该归持卡人所有，公交部门不仅没有“沉默”的理由、更没有擅自支配的权力。

　　公交公司三缄其口尚可理解，那么，诸多监管部门不闻不问，甚至在代表委员的质询声中视而不见，此般诡异，不免令人浮想联翩。

　　公交卡押金之谜不是一个城市的特例。如同高速收费的账单一样，这些大有“打死也不说”架势的领域，不只是令公共监督“意难平”，更为城市公共治理留下一道道遮不住的阴影。